Sunday, September 19, 2010

贝恩竺稼夺命黄光裕 揭黄氏家族内斗幕后秘密

 http://news.hexun.com/2010-09-19/124951790.html


通过一系列的幕后操作,原本力挺陈晓的竺稼,突然秘密与黄氏家族接触。但随着中介投行团队与黄氏家族的翻脸,竺稼将怎样动作?黄光裕命运将如何?《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独家采访黄秀虹、竺稼、华裔女商人、William??Je、尹锦诚等核心人物,揭开幕后秘闻。

  “无赖。”9月14日下午5点,放下国美电器(00493.HK)大股东Shinning Crown Holdings
  Inc(下称“SC”)董事黄秀虹的电话,香港五福资本(Mayfair Capital Ltd)董事长尹锦诚脱口而出。
  尹锦诚头发花白,跟黄光裕是广东老乡。在国美电器董事会内斗中,尹锦诚的浮现是8月21日之后。从那时起,市场认为力挺陈晓的贝恩投资(亚洲)有限公司(下称“贝恩”)董事总经理竺稼,却与黄氏家族渐行渐近。
  这背后,是一个庞大投行团队的运作,团队核心成员是麦格理银行和五福资本等。但当贝恩资本在北京某势力撮合下,与黄氏家族坐在谈判桌上时,投行团队却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面对黄氏家族的背信弃义,我们只能感到遗憾。”麦格理资本(香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副主席William??Je无奈地告诉记者,“没有诚信的人,我们以后拒绝合作。”
  投行团队被边缘化了,贝恩将何去何从?而竺稼的态度,将决定黄氏家族的命运。
  一份简短的授权书 一个华裔女商人浮出水面
  《证券市场周刊》得到的一份《授权书》揭开了黄氏家族内斗以来的幕后秘密。
  身为SC董事的黄秀虹在8月21日代表SC签署了一份《授权书》,任命一位华裔女商人为SC的合法代理人,代表SC与金融机构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谈判。
  本刊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华裔女商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位华裔富豪的长女,一直掌管其家族在中国内地的资产,其中地产资产已经超过80亿元。华裔女商人之前与黄氏家族并无交情,2009年,黄光裕的私人律师邹晓春通过中间人,希望能够就国美商都出售一事跟华裔女商人商洽。
  国美商都出售一事未果,但在与陈晓的争斗中,华裔女商人却开始帮助黄氏家族。“当时我觉得黄氏姐妹很可怜,两个哥哥被抓了,现在陈晓夺权,所以我决定帮她们。”华裔女商人告诉本刊记者。
  黄秀虹希望华裔女商人在两周时间内为黄氏家族拉到10%的票,并筹集25亿港元现金。华裔女商人则要求黄家出一份《授权书》,在征得黄光裕同意后,黄秀虹出具了上述《授权书》。
  拿到授权书,华裔女商人马上开始行动。“我打电话给美林的副总裁Peter,我说你赶紧准备点钱。我又给瑞信打电话,瑞信说好,我给你去找。”令华裔女商人意想不到的是,美林很快给华裔女商人的答复是,“股票抵押要去登记,用自己的钱去买是关联交易,是犯法的。”
  “美林还说贝恩我们是惹不起的,这个我们不能参与。”遭到美林拒绝后,华裔女商人心灰意冷,但是Peter却告诉华裔女商人,“在后面我们能组织一个团队帮你。”华裔女商人决定去香港。
  15家国际投行拒绝 我们不能为犯罪分子服务
  8月22日,华裔女商人飞抵香港,一周时间内在香港跟15家以上大型国际投行高管进行了会谈。“国际投行都拒绝合作,原因是黄氏家族有多名是犯罪分子。”华裔女商人告诉本刊记者。国际大投行的拒绝令她始料未及。
  华裔女商人到达香港后,与尹锦诚取得了联系。“她们(华裔女商人)家族实力雄厚,跟政界关系密切,在香港投行界颇有影响力,大家都给几分面子。”尹锦诚告诉本刊记者。
  之后,尹锦诚与华裔女商人联手,马不停蹄地跟国际大投行接触,包括巴克莱、皇家苏格兰银行、花旗、美林、瑞银、瑞信、新加坡华侨、交通银行、澳纽银行、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汇丰等投资银行。
  转机出现在8月24日,尹锦诚与华裔女商人来到麦格理香港总部,见到了William??Je。在2009年的香港国际投行领域,业绩排名第一的瑞银和排名第三的摩根士丹利都拒绝了合作请求,麦格理排名第二。William??Je领衔的麦格理投行团队在2009年完成了11家公司在港上市工作,其中包括金隅股份、宝龙地产、民生银行等。2010年中最耀眼的莫过于担任农业银行香港上市保荐人兼账簿管理人。
  当日,华裔女商人、尹锦诚与William??Je进行了商谈。商谈的具体内容为:第一、麦格理投行负责做出独立分析报告,独立对黄氏家族提出的五项决议案对国美电器发展的情况进行专业分析,包括分析投票支持黄氏家族五项议案的好处;第二、麦格理投行负责组成专业团队,对机构投资者及股东进行路演;第三、与黄秀虹保持联系、沟通、汇报。
  麦格理投行出马 星夜修订破冰策略
  经常面带微笑的William??Je推了推眼镜,“也许一开始,我们就选择错了。”
  尹锦诚与华裔女商人迅速组建了投行团队。尹锦诚首先想到的是老朋友三星证券投行总裁张忠良,希望能够一起合作,携手帮助黄家渡过难关。8月24日,华裔女商人一行在三星证券进行了路演,参与路演的三星证券高层有张忠良和Andric姚等人。
  同一天,华裔女商人等人还在浩华会计楼拜访了Felix陈、Alex古,希望能够就黄氏家族股票抵押借款进行商洽。尹锦诚在给黄光裕写的一封信中称,“按照黄家的说法,你们需要更多的现金从市场上购买股票,只要你将国美的股票质押给我们,我们能够在3日内为你家族筹集30亿港币。”
  尹锦诚在信中写到:“这样的安排需要良好的工作关系才能操作,而不是随便一家银行就能贷款,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的,但我们能做到。”尹锦诚从1987年开始在香港金融圈闯荡,跟国际大投行相处融洽,找到William??Je合作,就是希望借助麦格理的影响力,让国际投行们感到黄家的真诚。
  本刊记者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华裔女商人一行拜访了许多国际投行,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银等,以及中银国际、交通银行等中资控股的香港投行。路演过程中,华裔女商人一行不厌其烦地介绍黄氏家族在获胜后,将重组董事会,把非上市门面店在低位注入上市公司,提升整体竞争力。
  就在华裔女商人运作的同时,陈晓团队开始修订开店计划,希望以一份厚礼献给机构投资者。
  得到消息后,华裔女商人立即改变战略,提出为了一改现任董事会在一级城市拼命开店、而不注重毛利率的状况,黄氏家族将在确保一级城市开店布局的基础上,向二三线城市扩张,提高毛利率。
  在争取机构投资者投票支持黄光裕之外,华裔女商人告诉本刊记者,黄氏家族希望能够得到机构的资金支持。8月25日,投行团队到华侨银行Brian经纪去商洽股票抵押事宜。
  8月25日下午,华裔女商人一行在麦格理总部开会讨论,讨论的主题是针对国美电器的股东清单,如何进一步有计划的路演来确保SC有10%-15%的投票支持率。会议争论很激烈,尤其是很多国际大行不愿意这个时候站出来力挺黄家,除了黄光裕是罪犯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力挺黄家就意味着要站在与力挺陈晓的贝恩的对立面。
  会议一直到晚餐时间还没有结果,晚餐后继续讨论。华裔女商人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想法:由她代表SC与贝恩进行一次融冰之旅的接触与会晤,争取贝恩转股后所持9.98%的股权对SC的支持与和解。
  华裔女商人的突发奇想令在场的人惊讶。贝恩进入国美电器,黄光裕本人都是相当清楚,在2009年夏天,竺稼与黄秀虹见面时,黄秀虹甚至提出让竺稼写一封信,承诺一年之内不转股,竺稼写了。但在2009年配股中,黄氏家族大举认购,留给贝恩的仅有0.2%,而当时贝恩可以稀释持仓成本将近100%,这让贝恩感到很不愉快。
  2010年5月11日,黄氏家族突然投票要将贝恩董事赶出董事会,这样一来让贝恩感到莫明其妙。8月23日的国美电器业绩发布会上,竺稼联手陈晓宣布转股,参与9月28日的对决投票。
  在投票之前,让竺稼与黄氏家族和解,这对于陈晓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会议持续到凌晨一点半,结论是:和解对双方都有最大的好处,如果与贝恩接触,应该坚持贝恩同意黄家提出的新增两名董事,达到控制董事会的目的;贝恩在国美电器目前的状况下不能定向增发股票,阻止有人摊薄黄家股权比例的目的;希望贝恩从国美电器大局出发,双方牵手和解。
  香港秘密会晤 和谈提出五大条件
  张忠良成为主导和解的首选人物。尽管是华裔,但张忠良出生于马来西亚贵族,拥有可以世袭的拿督爵位,现任三星证券投行部总裁,与竺稼私交甚笃。8月28日下午两点,在香港文华酒店,华裔女商人、张忠良与竺稼会面。
  华裔女商人称,是次会面缘于投行的努力及北京某势力的合力。见面之前,北京某势力希望国美的事情不要长期闹下去,和为贵。
  华裔女商人告诉记者,在会谈中竺稼一再表示,贝恩资本就是一个投资者,赚钱走人是真的,并没有想过要控制国美电器,更没有想过要清理黄氏家族在国美电器的股权。
  本刊记者得到的一份华裔女商人签名材料中显示:会谈从大局利益着想,双方应该真诚合作,以尽早达成“内部斗争”事件的结束,贝恩希望SC的授权代表向黄秀虹转达5点友好愿望:
  贝恩资本不是本次争斗的参与者,本次争斗与贝恩无关; 双方应在没有媒体聚光灯炒作的情况下友好协商解决;
  请SC就麦肯锡公司做的国美电器未来5年发展计划进行补充,提出更好的发展设想; 贝恩不同意在现今的情况下再次增发股票,这样对公司及全体股东都不利;
  贝恩同意黄家重新再任命两名董事进董事会,黄家要同意贝恩保持三名董事。
  会谈结束的当晚,华裔女商人飞回北京。一份William??Je签字的文件上显示,8月28日晚上,华裔女商人与William??Je在北京盘古七星酒店开会,研究向黄秀虹汇报的工作,以及麦格理投行为SC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
  当天晚上的会议持续到凌晨2点。8月29日早上,华裔女商人电话请示黄秀虹,约定William??Je跟黄秀虹见面开会的时间。由于黄秀虹人在深圳回不来,之后见面约在9月5日。William??Je当天飞回香港。
  本刊记者得到的一份签名报告显示,8月29日早上的电话中,黄秀虹希望华裔女商人尽快转告贝恩,在当天晚间国美召开的董事会议上,不要通过增发股票的决议。因为黄氏家族一直担心陈晓突然启动增发程序,稀释黄氏家族持股比例,尤其是在8月27日发出通告,一旦启动增发,黄氏家族将同价位基础上提价5%参与认购。
  “黄氏家族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资金,如果真有潮汕老乡或者其他资本变现,那么黄氏姐妹不会一再要求在香港通过股票质押去融资。”一位投行高层透露,黄氏家族在大陆的融资机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他们之所以做出提价5%认购的通告,是在虚张声势。
  8月29日晚上的国美电器董事会上,讨论的重点是黄氏家族意欲收回非上市门面店,整个过程并没有讨论增发问题。华裔女商人的短信显示,当时她得到竺稼的回复,董事会没有讨论增发,让黄秀虹放心。
  贝恩打来电话 国美独董深圳有约
  9月4日,友好合作骤起波澜。
  一份签字文件显示:9月1日,华裔女商人应黄秀虹指示,与在美国的竺稼进行了电话会议,确定9月4日竺稼飞抵香港,并安排华裔女商人以及黄家代表会面商谈。9月4日早晨,华裔女商人再飞香港。
  “4日当天是周六,黄秀虹要做礼拜,我们就约在6日见面。”华裔女商人告诉记者。
  9月5日,华裔女商人接到了贝恩方面的来电,以为是竺稼最后敲定见面细节,没想到电话中,贝恩方面的人称,“黄秀虹约我们周日深圳见,不是你约的,是独立董事陈玉生约的,下午见的。”
  华裔女商人当时懵掉了,不过跟竺稼的见面还得继续下去。9月5日晚上9点,在香港柏宁酒店会议室,竺稼带着经理张亮来了。“说黄家不要你了,绕过你跟我们接触的。”华裔女商人说,一开始贝恩的人就这么告诉她,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当天晚上的会谈还是如期进行,贝恩方面再次细化了8月28日的五项愿望,强调双方要想解决问题达成和解,必须是在没有媒体的炒作下进行,取消9月28日的特别股东大会投票对双方都有利,这样双方可以在近期内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当然,会谈中贝恩再次表明同意更换黄家两名新董事进入董事会。
  尹锦诚等人对9月5日突如其来的变故开始怀疑,因为黄秀虹给华裔女商人的只有一纸授权书,没有书面顾问合同,对于投行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冒险。“他们直接绕开授权人跟贝恩见面,这个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投行的一切努力被人抛弃了。”尹锦诚的话很是委婉。
  9月6日下午,William??Je、尹锦诚、华裔女商人等多人在场,给黄秀虹打电话。“开始她还不承认,说我没去深圳啊,我没见贝恩啊。我说贝恩的人都跟我说了。”华裔女商人告诉本刊记者,结果双方在电话中开始了争吵。
  本刊记者见到尹锦诚时,他很无奈。“路演的关系是我介绍的,William??Je以及张忠良跟我都是老朋友,没有我引见,竺稼能够跟黄氏家族的人走到今天?”
  分道扬镳恶语相加 到底是谁在玩弄谁?
  “别理她,就是一骗子。”9月14日,在电话中,黄秀虹提起这个华裔女商人就颇感不爽。
  为什么9月5日会突然变卦呢?黄秀虹在跟本刊记者第一次通话的过程中强调,跟华裔女商人的授权在9月5日那天已经到期,现在华裔女商人依然拿着授权到处找事。
  “我跟她认识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她说给我们介绍专业的团队。结果我从头到尾一个人都没见到。我跟竺稼就没见过。我给的授权要都要不回来了,我一想都是朋友,还有几天就到期了。我们之间互相就没有承诺。”黄秀虹说,她给华裔女商人授权后就见过一次面。
  9月15日晚上,身在香港的竺稼跟本刊记者电话,身为事件当事人,竺稼并不讳言跟张忠良多年的交往,以及在香港跟黄氏家族授权代表华裔女商人的会谈,也不讳言在深圳跟黄氏姐妹的会晤,为了国美电器的大局,一切都可以谈判。
  黄氏家族与投行团队翻脸的根源在于邹晓春。黄秀虹说,“她说帮助我们做专业性的工作,我说邹晓春跟你一起去行不行,她说行,结果邹晓春去了她就不见他,给他锁到酒店里。”
  从黄秀虹与华裔女商人的短信交往看,黄秀虹甚至真的忘了她签署的授权日期到9月3日,甚至在本刊记者采访时,她依然认为是9月5日到期。所以她在9月6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见贝恩与投行团队的运作无关。
  华裔女商人告诉记者,邹晓春确实去了香港,但是她对邹晓春的不信任早在2009年的时候就产生了,具体原因却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华裔女商人说,“有一天我跟三星证券投行总裁谈的时候,黄秀虹电话就打过来了,打了半个小时,质问我为什么不带邹晓春。我说秀虹,法规部不批之前不能让你黄家接触,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大国际投行的诸多事务,一定要法规部批准。”
  9月13日晚,本刊记者见到了William??Je,提起这一次帮助黄家运作他就感觉到无奈。尹锦诚义愤填膺:“在没有任何顾问合同的情况下,频繁去国际大投行路演,让投行们投黄家的赞成票,有这样的骗子吗?”
  讨价还价2600万美元 降价至2000万美元 26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是投行顾问费。
  “我们和你的对手贝恩总部的高管在香港开会,并成功地说服他们站在我们这边,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尹锦诚在给黄光裕的信中写到,“听说黄家愿意拿出2600万美元,付给能够帮助他们赢得9月28日表决的人,然而,8月28日之后,好像一切都变了。”
  2600万美元报酬的问题第一次出现在签名函件之中。华裔女商人告诉本刊记者:“在跟香港投行们接触之前,黄秀虹说,赢了以后你要多少钱?她怕我狮子大开口。我说你跟二哥黄光裕都得确认,三家投行各给800万,我这边还有律师得给200万。”
  “支付2600万美元的目的就是要拿到10%的支持。我说好,你去让二哥确认。我去通知人家,必须告诉人家黄光裕是同意的。”华裔女商人说,谈论报酬的当天,黄家的律师就去了看守所,回来说黄当时觉得挺贵,但后来还是同意了。
  华裔女商人告诉本刊记者,在自己动身前,2600万美元报酬敲定了,“黄秀虹说你去办吧,我们这么大的家族说话是算数的。”事情的转折点也就发生在8月28日,那天张忠良等人跟竺稼会谈后,华裔女商人非常高兴地给黄秀虹打电话,说黄家现在已经赢了。
  “跟贝恩和解,那么就减少了很大的路演成本,这个时候黄秀虹希望能够降一点报酬,最后协商的结果是砍掉600万美元,变成2000万美元。”华裔女商人给记者出示了一份报酬分配的草图,尽管是手写的,依然能够看清楚最后2000万美元的分配去向。
  9月5日的深圳会面,一切都变了。“不要听她胡说八道,说带哪个总裁跟我见,根本就没有。”黄秀虹提起之前的种种,电话中语气表现得相当气愤。因为这一天,黄氏姐妹与竺稼确实见面了,会谈的内容依然是之前的五项,而正是这一天,在黄秀虹的印象中《授权书》到期。
  9月9日晚间,黄秀虹通过短信的方式给华裔女商人下达了通知:我正式通知你,我给你的委托到九月五日已到期,请你不要再拿着过期的授权书跟任何人谈事。
  当晚的另一条短信中称:“我希望你尽快回京来和我当面沟通,不要再拿着过期的授权书到处找人了,我们的事情你也说过九月五日前办不了也不办了。我给你的授权也只是到九月五日。做事得讲规则,不能我行我素!”
  钱呢?没有了。五福资本、麦格理、三星证券等投行自然也就没有了报酬。
  一段录音证据显示,黄氏家族的律师代表并不否认之前关于报酬的约定,只是希望华裔女商人能够证明贝恩跟黄家走到一起,是投行团队运作之功,诺言就可以兑现。关键人竺稼在跟记者电话时透露,因为黄氏家族拿着贝恩2009年的承诺,率先发难,这让两家关系渐行渐远,确是在张忠良等老朋友撮合下,才跟黄家授权代表坐下来商谈。
  “患难见真情,我们是在黄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的人,我相信,只要真的付出就一定有相应的报酬。”尹锦诚在给黄光裕的信中写到,“我们努力不懈,几乎无眠地为黄家在香港寻求帮助,我们是有能力而又讲原则的人,我们只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达到黄家的要求后,拿到你们承诺的回报,不多,也不少。”
  9月14日,在北京的一个房间,尹锦诚在给黄光裕的中英文信件复印件上,亲笔签署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将信函复印件递给了《证券市场周刊》。 贝恩资本左右摇摆
  绝杀钢刀在竺稼之手9月13日,竺稼在北京与黄光裕之妻杜鹃见面。
  “竺稼说,作为国美电器的股东,他跟杜鹃的见面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国美电器一位高管层告诉本刊记者,杜鹃保释后,国美电器多位高管已经去拜访过杜鹃,所以竺稼跟杜鹃的见面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贝恩跟黄氏家族授权代表秘密会谈,并且达成重要的五条协议,这让国美电器董事会感到震惊。本刊记者了解到,9月13日的会面,竺稼跟杜鹃讨论的话题依然围绕8月28日达成的五点共识。会谈中,双方纠结的问题依然在于陈晓的退出,黄氏家族要求陈晓一定要退出,竺稼认为陈晓退出,管理团队发生动荡,股价要下跌,不符合股东们的利益。
  竺稼跟杜鹃的谈判依然没有进展,可是留给双方的时间已然不多。国美电器9月8日公告称,9月24日至28日将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9月23日为香港公众假期,所有股份过户登记必须在9月22日下午4时30分前完成。
  竺稼在8月23日国美电器中期业绩会上公开表示,贝恩计划在9月28日特别股东大会前将所持可转债券全部转股。9月15日晚上,国美电器宣布,已经收到贝恩通知,将在9月20日转股,贝恩将持有国美电器9.98%股权,黄光裕持股权将被摊薄至32.47%。
  近日,两大全球独立股东顾问机构——Glass Lewis和ISS(International Shareholders
  Service)分别发布报告,建议股东投票支持国美电器管理层。 Glass Lewis为管理总计17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提供研究和顾问服务。Glass
  Lewis表示,持异见者未能证明其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有任何优势来取代现任董事,并对黄光裕在已被判入狱的情况下,仍选择作为股东活跃分子的身份感到不解。
  拥有1700名机构投资者客户的ISS也建议股东投票支持管理层。ISS在报告中指出,邹晓春提出的计划并不比公司现有管理层提出的计划更好,或者更令人信服。ISS建议股东支持陈晓和孙一丁,反对邹晓春和黄燕虹的提名,并支持再次选举贝恩的三位董事。
  本刊记者了解到,竺稼在跟黄氏家族授权代表以及黄家人会谈的时候,贝恩的退出也是关键问题。在欧美,像贝恩这样的资本回报要求都在3倍以上,那么黄氏家族如何保障国美电器股价上涨到4港元多呢?
  从本刊记者了解的情况看,黄氏家族承诺将非上市门面店注入上市公司,这样一来就会在门店总数超过竞争对手苏宁电器(002024.SZ),国美电器的股东们以及投资者,立即就可以享受资产注入带来的高收益。William??Je团队在路演的时候,也将这一点告诉了机构投资者们。
  资产注入是一张废牌。
  本刊记者了解到,商务部对黄氏家族将非上市门店转入上市公司的审批相当谨慎,因为上市公司是外资,非上市门面店是内资,黄光裕身陷牢狱,将内资资产变成外资资产,这样的后果令曾经身陷黄光裕案的商务部法条司官员心有余悸。“我们尝试过装入上市公司,商务部谁敢批?”一位国美高层说,“闹不好就是个向海外转移资产,这个很麻烦。”
  竺稼跟黄氏家族合作,如果不取消9.28的特别股东大会,那么竺稼就面临投票的抉择。本刊记者了解到,8月23日国美电器业绩发布当天,贝恩给国美电器董事会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参与投票,赞成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项中的前三项,反对后五项。
  跟黄氏家族谈判之后,竺稼希望双方和平解决,对大家都有好处,那么竺稼会转身投黄家的赞成票?那样一来,竺稼就成为董事会的背叛者,这样的结果自然令黄氏家族满意,那么竺稼之前力挺陈晓的行为就会变成一场闹剧。
  如果竺稼弃权,也就不会得罪董事会,也变相地帮助了黄家,不过竺稼依然会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台,因为8月23日的业绩发布会上,竺稼力挺董事会,甚至有一封承诺信,到了关键时刻弃权,也只能说明他背叛董事会。
  “他真那样,那可就离间了管理层跟大股东,成为国美电器真正的罪人。”国美电器一位内部人士认为,竺稼无论是跟黄家和解,还是投弃权票,那么他支持董事会反对黄家的行为,就起到了离间的效果,国美电器的所有投资者都成了受害者。
  竺稼也好,贝恩也好,他们是黄光裕的夺命者。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Friday, September 17, 2010

Hedge fund stars shine above the crowd

http://www.ft.com/cms/s/0/981a7710-bcff-11df-954b-00144feab49a.html
Hedge funds

By James Mackintosh, Investment Editor
Published: September 10 2010 18:37 | Last updated: September 11 2010 00:24

George Soros has been the public face of the hedge fund industry since long before he made $1bn forcing sterling out the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The total money his Quantum fund has earned for clients, though,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 and is extraordinary.
According to new research, the 80-year-old Mr Soros has produced $32bn for his customers since setting up in 1973, an average of over $900m a year. Put another way, Mr Soros and his team of 300 have made their investors more than the total earnings of Apple, which employs 34,300, or Alcoa, one of America’s 30 largest manufacturers.
When it comes to the hedge fund mantra of “absolute returns”, Mr Soros is leader of the pack.

But the top 10 most successful managers have between them generated almost $154bn since they were founded, with even the number 10 – Eddie Lampert’s ESL – making more than British Airways earned over the same period.
Rick Sopher at Edmond de Rothschild Group, chairman of Leveraged Capital Holdings, which has been investing in hedge funds since 1969, said the findings of his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e trading skills of the best managers. The top 100 made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all returns for investors since they were founded, in an industry of about 7,000 managers.
“There are these great managers who made tons of money but among the other 7,000 there’s a lot of disappointment,” he says.
Measuring hedge fund returns is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investors tend to be flighty, flocking to funds which have done well and selling out after losses. As a result, investors miss out on much of the dazzling percentage returns that make the headlines.
Ilia Dichev at Atlanta’s Emory University and Gwen Yu of Harvard, in a forthcoming paper, have found that actual returns to investors are three to seven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than headline returns. Since 1980, the average hedge fund annual return was 12.6 per cent. But, weighted for investment flows, the average investor received only 6 per cent, they found, well below equity returns and not much better than bonds.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s with mutual funds, where investors tend to pick managers based on recent performance, which often does not last.
But Mr Sopher says hedge funds have more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eir clients benefit than mutual funds.
“The hedge fund industry justified its high fees by making money for investors, not by providing access to asset classes in the way mutual funds do.”
The top 10 managers are mostly older funds, typically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1990s or before, and all but one is US-run. One caution on the data is that low-return funds were excluded, and the opaque industry could conceivably have hidden funds which should have made the list.
Older funds have not just had more time to generate profit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ris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the sector has led managers to reduce risk, damping returns.
Take Bruce Kovner, founder of Caxton Associates, whose Caxton Global fund came in at number four with $12.8bn of profits for investors since 1983. His returns and volatility both dropped dramatically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The best years are not necessarily behind the top funds, though. Mr Soros has had a sparkling crisis, returning to the form that saw him produce an annual average above 30 per cent from the 1970s to 2000.
John Paulson’s Paulson & Co famously made more money in a single year than any investor ever, thanks to its prescient bet against subprime mortgages. And the upstart on the list, Brevan Howard, founded just seven years ago, shot to fame and became Europe’s biggest hedge fund thanks to its returns during the crisis. These returns mean that over its short life it had the highest profits of any fund per year, at $1.8bn, although Mr Soros’s returns would be far higher if adjusted for inflation.
Alan Howard’s Brevan is the only British-managed fund in the top 10, although he and much of his team recently relocated from London to Geneva.
Nagi Kawkabani, co-chief executive of Brevan, says that until the economic outlook becomes clearer, it is likely that returns for all funds will be depressed.
“Anyone who thinks they can consistently achieve more than 600-700 basis points [6-7 percentage points] over cash without taking a very large amount of risk or leverage is probably unrealistic,” he says. “If money making opportunities were obvious, [interest] rates would not be zero.”
David Tepper, whose Appaloosa Management was ranked seventh, says it is hard to decide which way the economy is heading, and, as a result, he is keeping his fund heavily hedged, with 10 per cent in cash.
“This is a time when reasonable people are so confused,” he says. “The analysis is very fine right now.” But he says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s that the US economy muddles through.
Mr Paulson, who has been buying gold and banks in the expectation of an inflationary recovery, disagrees. “We are as excited now as we have ever been abou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he said. “Markets have fallen to a point that has created a historic moment to buy very high quality assets at distressed levels.”
If Mr Paulson is right, hedge funds will soon be raking in profits – and fees. Assuming they charged 20 per cent (some charge more), the total performance fees of the top 10 funds have been close to $40bn.
Every way of looking at performance is flawed, and an exclusive focus on dollar profits would be misleading. As an analysis tool, though, it puts absolute return back where it should be: at the heart of hedge fund management.

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路翔股份锂矿投产 王传福表兄弟参股49%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20100916/17178670099.shtml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晓晖 2010年9月15日,路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路翔股份(45.64,4.15,10.00%))于一年前花费7310万收购而得的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呷基卡锂辉矿项目终于“开花结果”。
  “这是世界上第二大(保有储量世界第一)的锂辉石矿,也是亚洲第一大的锂辉石矿,同时也海拔最高的锂辉石矿。”路翔股份称,“该矿的顺利投产,将对中国乃至国际锂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将打破国内锂业冶炼深加工企业依赖进口锂精矿的现状,将为中国锂业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作出重要贡献。”
  据悉,路翔股份的康定呷基卡锂辉石矿项目被放入为一家名为融达锂业的公司旗下。
  其中路翔股份控股51%,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融捷集团”)持有剩余49%的股权,融捷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吕向阳,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01211.HK)的第二大股东,也是比亚迪股份董事长王传福的表兄弟。
  9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距离康定县城数十公里外,海拔达到4400米的锂辉石矿挖掘现场,由于地处藏区,融达锂业雇佣了不少当地藏民作为保安和工厂职工。
  巨大的锂辉矿石在这里先被爆破、再用挖掘机破碎,最后用选矿机器分解,最终细化提炼为锂辉精矿粉。
  当地政府——甘孜州政府对融达锂业的锂辉石矿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
  由甘孜州州委副书记王亚光、州政府副州长阿多、州政府副州长兼发改委主任张平森、路翔股份兼融达锂业董事长柯荣卿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康定呷基卡融达锂业锂辉石矿项目符合建设程序,工艺技术水平先进,符合设计要求,符合国家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工程质量合格,投资合理,档案管理规范,同意通过验收并投入生产。”
  验收委员会还认为:康定呷基卡融达锂业锂辉石矿的投产,标志着亚洲最大的固体锂辉石矿成功实现规模化生产,将是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也标志着我国锂电材料市场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积极变化。
  锂被列为“21世纪的清洁能源”,是电动汽车电池及储能堆不可或缺的原料,随着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经济的日益兴起,锂更将成为稀缺资源。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据悉,康定呷基卡锂辉石矿在被融达锂业收购之前,曾数度易手,命运多舛。
  90年代中期,解放军黄金勘探队伍在康定呷基卡发现锂辉石矿;后此锂辉石矿上建立起一家名为鹰航锂业的公司;
  2000年初,鹰航锂业被中信国安(14.14,-0.26,-1.81%)买下,但此时固态锂辉石矿在开采成本上无任何竞争优势;2000年代中期的时候,康定呷基卡锂辉石矿一度关停,中信国安将该矿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四川矿业;直到2009年,路翔股份与融捷集团共同出资设立融达锂业,将呷基卡锂辉石矿收入囊中,恢复了采矿资格,并购入了长达30多年的采矿权。
  目前世界上关于锂电池原料碳酸锂的提取,有两种方法,分别为盐湖卤水提取和锂辉矿石提取,由于位于南美的世界前三大锂原料供应商,均采用盐湖卤水提取法,因此,融达锂业的固态锂辉矿石提取法,其成本相比较而言,可能会更高。
  董事长柯荣卿认为,这个工艺不是大问题。
  随着近年来锂原料价格的上涨,就算锂辉石矿提取碳酸锂,也已变得有利可图。
  路翔股份称,公司还计划在泸定县修建一座锂盐厂,用作锂原料的深加工,并计划在当地打通锂矿采选——基础锂盐——锂电材料的锂电产业一体化的产业链。
  这个计划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并被认作是甘孜州百亿矿业发展规划的重要支撑,进而成为甘孜州委州政府打造“锂都”概念的核心力量。
  此外,在融达锂业的项目上,以49%股份参股的融捷集团也较为引人注目。该公司为锂电能源专业制造商比亚迪股份的持有者,融捷集团的实际控制者吕向阳,于1995年出资250万元和他从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301室副主任离职下海的表兄弟王传福一起创办了比亚迪公司。
  由于融捷集团一向行事低调,公众对吕向阳本人和吕向阳控制着的融捷集团,并不十分熟悉。
  近年来,融捷集团在锂原料、钴原料等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以及房地产行业、资本市场上投下巨资。

Monday, September 13, 2010

稀土资源争夺战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sdbd/20100914/00098649956.shtml

稀土!稀土!




  从地方到央企,从国内到国际,一场资源争夺战已经打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昌 董显苹 ●杨英
江西、广东、湖南报道



  半年内国家总理给予13次批示,南方五省区15市联手监管稀土开发……一个产值不到400亿元的矿业,却成为了从国内到国际,地方到中央的热议话题。



  稀土作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中国以占全球30%左右的储量,一度“敞开大门”供应了国际95%以上的市场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指令性”开采、控制出口配额之后,量减价升,中国稀土不再卖成“白菜价”。



  产业发展战略调整的背后,是国内稀土储量日益减少,是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产生了矛盾,是乱采滥挖带来了恶性竞争,至今,“盗采”、“超采”、“挑肥拣瘦”及“走私”等现象仍在治理之中……而伴随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各种形式的“抗议”接踵而至,同时,还引发了地方国企与中央企业的纠葛,导致产业发展、稀土建储等诸多争端产生。



  稀土话题持续“高烧”,部分敏感问题至今仍无明确答案。中国稀土储量有多少?中国需不需要限制出口?中国在挟稀土而操纵国际市场吗?中国稀土要不要国家储备?中国稀土的开采整治、产业整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情况如何……裹挟了各方利益与价值取向的稀土纷争,引起了众多业内人士、学者、官员甚至中央主要领导的密切关注。



  8月,沿着中国稀土产业“路线图”,《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深入江西、广东、湖南等稀土资源大省调查,试图还原稀土争端真相。



  乱与治:



  稀土主产地的疯狂



  江西赣州,中国重稀土产量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一脚踏进有“江西南大门”之称的赣州龙南县,“谁污染谁治理”、“促进稀土工业新发展”的横幅随处可见,崇山峻岭之间,一些像蜘蛛网的PVC管爬满山头。



  下车上山。记者看到,在PVC管的一些接点处,有白色液体缓缓流出,液体顺水泥槽蜿蜒而下,最后汇入山脚的大池中。



  “这个技术叫原地浸矿。”就稀土开采的“化学原理”,龙南县矿管局局长廖振楠解释,开采稀土矿时,往山顶灌入氨氮等化学溶液后,吸附在泥土(或岩石)上的稀土离子,遇到化学性质更活泼的离子时,便会被更活泼的离子置换出来。



  将含稀土离子的液体提炼成稀土原料,还要经过沉淀、分离等数道工序。廖振楠称,原地浸矿法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并被要求在全国同类矿山推广。



  这种技术,其实是龙南人在痛定思痛后的发明。



  那时,稀土卖成了白菜价



  原地浸矿法之前,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开采主要方式为池浸、堆浸法,即砍树除草、搬山浸泡取稀土。龙南县委书记曾凡说,“‘搬山运动’所到之处,山体、森林造遭到极大破坏。”



  在龙南、定南、宁都等县的青山绿水间穿行,池浸、堆浸过后的数处“黄土坡”格外醒目:山顶被削掉,变成了“秃子”;废弃了的浸矿水泥池,横躺在山腰……



  “以前采矿,往往是‘猪八戒吃西瓜’——吃一半扔一半,稀土浪费严重。”定南县委书记钟炳明称,“搬山运动”所造成的“后遗症”,正待政府根治。



  不仅是资源破坏严重,乱采滥挖等非法行为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心病”。



  在“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年代里,赣州矿管工作一度失控。2004年,赣州取缔、关闭稀土非法采矿点就达3000多个,捣毁浸矿池为2645个。



  “重拳”还伸向了“官商勾结”。整治时期,赣州对多次为没有销售配额的稀土业主“放行”而私下收入“好处费”的数名执法干部给予重判,其中包括对龙南5个检查站30多名稽查人员的“一锅端”。



  同时,乱采滥挖带来了恶性竞争,稀土卖成了“白菜价”。到上世纪90年代末,稀土对赣州的贡献为“负数”。



  “那时,厦门钨业(34.89,-0.03,-0.09%)的客户来开会,只给了一万元一吨的价格,我们下面的人就争相开出九千九、九千八——像是只给丢了一块骨头,就疯狂扑了过去。”赣州市经委主任曹晓秋称,“那就是当年的赣州,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现年56岁的曹晓秋,已在赣州钨与稀土行业摸爬滚打数十年。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初,因为“治乱”不力,她到工信部去开会,还没落座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赣州现在控制住了——我到工信部去,也有人给我搬凳子了——而别的地方仍在乱采滥挖。”



  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稀土的乱采滥挖、产业无序发展、环境破坏严重、产品廉价出口等一系列问题曝出后,让国家开始出台铁腕政策。2007年,国家将稀土生产计划由“指导性”调整为“指令性”。曹晓秋认为,国家真正举起稀土产业的“手术刀”,正是发端于这一次“指导”改“指令”。



  像管制毒品、黄金一样治稀土



  在稀土“治乱”上,赣州“觉醒”得较早。



  在其他一些地方仍处于“拳头打乌龟”——整治时“缩头”,整治后“伸头”的时候,2004年,赣州开始对稀土资源实行“四个统一”。



  当年12月,赣州市将8个稀土资源大县的88个采矿证“化零为整”,由赣州市政府和这些县以股份制方式,联合组建赣州稀土矿业公司(下称“赣州稀矿公司”),对该市稀土资源统一开采,稀土矿山生产统一管理,稀土矿产品统一经营,以及稀土工业统一招商。



  赣州稀矿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宏解释,握有采矿权证的赣州稀矿公司通过劳务承包形式,把采矿工作承包给个人或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全程监管下,稀土原料交回赣州稀矿公司统一管理与定价销售。并且严令禁止未经三级以上加工的稀土产品外流。



  “以前,初级产品还可在市场自行交易,现在紧得很,分离企业的初级产品全部由赣州稀矿公司回购。”定南南方稀土公司副总经理林锂德称,即使赣州稀矿公司给出的价格低于自行找来的买家开出的价格,但是,“你的原材料由赣州稀矿公司支配,不卖给他怎么行?”



  通过手握稀土产业链条上每一张“王牌”,赣州稀矿公司的“集权”催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跃进”。



  2004年,赣州稀土和钨土两个产业仅实现产值10亿元,仅仅5年过后的2009年,赣州钨和稀土两个产业就实现销售总额150亿元,形成了硬质合金及刀钻具、稀土永磁材料及永磁电机、稀土发光材料和新型光源三大基地。



  赣州计划是,下一个五年,两大产业要从“百亿”往“千亿”上“跳”。



  “赣州模式”一度被前来检查的官员称为“管理稀土比管理毒品、黄金都更严格”。8月10日,南方五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稀土开发监管联席会议在广东河源召开。会上,赣州做的是“经验性发言”,其他地方则是“表态性发言”。



  “一个矿乱频繁的地方,经济不可能得到大发展!”曹晓秋称。



  “吃不饱”:稀土企业靠外地“走私”?



  在赣州市下辖的龙南县,10多家稀土工业企业2009年实现20多亿元产值,从事稀土冶炼与分离的4家企业生产能力为6500吨。



  而近年,国家每年给赣州稀土生产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是8500吨左右,赣州每年给龙南的指标为3000吨左右。



  这意味着,龙南的冶炼分离企业每年存在3500吨左右的缺口。



  “吃不饱”的问题还存在于赣州的另一个稀土工业大县定南县。近年,赣州给定南的指标约每年在800吨~1400吨之间。而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地处定南的大华新材料公司和南方稀土公司,这2家企业开足马力就需近5000吨/年的原材料。



  不仅如此。在赣州60多家稀土加工企业中,16家冶炼分离企业产能就超过年3万吨,8500吨的开采指标显然不能满足这些企业的“胃口”。同时,赣州刚过“百亿”的两大产业与“千亿”理想路途遥远,限额政策下,赣州稀土的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



  缺口如何补足?



  赣州一些业内人士“指点迷津”:大部分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走私”而来。



  稀土“走私”的现象已经引起各地政府重视,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仅今年5月下旬至今,福建上杭关闭取缔36家非法稀土矿开采点;广西平南县亦对4个反复非法开矿点进行了铲除,摧毁堆浸池63个;广东河源市关闭非法开采稀土矿点6个……



  “说实话,在赣州,我们不可能介入到外地执法。对于原材料,我们的冶炼分离企业也搞不清具体来自哪里。”赣州稀矿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宏坦陈。



  没有任何保障的“非法矿源”,显然不能支撑赣州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对于低层次、原料级别的企业,我们‘不欢迎’。”谢志宏称,“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将产业链延长、延长、再延长!”



  各稀土主产地乱象仍存



  目前,从赣州以外的各省区生产地情况看,稀土开采之乱仍未得到有效整治。



  除非法采矿外,稀土屡禁难绝的有“超采”、越界开采、“挑肥拣瘦”式开采等,实际开采量往往是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的数倍。例如2007 年,国土资源部给南方稀土企业下达指令性限额开采量不到9000吨,但统计数据却达到4.5 万吨。



  今年5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在全国稀土等矿产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会议上指出,稀土等矿产陷入整顿、反复、再整顿的“怪圈”,一大要害是宏观调控政策政令不通,一些地方不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实际产量远远超出国家指令性计划。受地方、部门利益驱动,非法开采、乱采滥挖现象屡禁不止,既严重干扰市场,又严重破坏资源环境。



  一方面是指令,一方面是市场。外界认为,稀土资源高度集中后,以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身份,怎么“治超”、怎么有效管理资源、地方经济发展与国家利益怎么更好结合,这都需要探索。



  “割据”与“整合”:



  跨区域的资源争夺战



  同为“稀土王国”,与赣州的“强势政府”比较,湖南稀土选择了另外的路径。



  湖南稀土也以重稀土为主,分布较散,主要集中于郴州、永州、岳阳等地,民企、国企、当地矿务局三方均有参与开采。



  湖南也是有色金属之乡。此前,因湖南郴州等地治矿不力,加之湖南有色金属龙头企业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湖南有色”)对本省有色金属产业整合乏力,湖南“拱手”将资源转让给了央企——2009年底,湖南有色与中国五矿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湖南有色原为湖南省国资委控股,拥有钨、锑、铅、稀土等资源,转让后的湖南有色由中国五矿控股,持股比例超过51%。



  “本地无先知”,对中国五矿寄予“厚望”的还有郴州、永州两市。近年,当地政府亦相继与中国五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后者整合当地稀土资源,而后者则许以投资承诺。



  “我们从未停止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寻找合适的稀土并购项目!”中国五矿高层曾多次表示,希望进一步成为全国稀土领域的龙头。



  由中国五矿整合南方稀土产业,似乎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根据工信部制订的《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修订稿》,包钢稀土(70.20,-0.90,-1.27%)、中国五矿、江西铜业(33.88,-0.19,-0.56%)被列为国家整合稀土行业的三家龙头企业。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三大阵营的整合将直指向中国稀土“重心”所处的北、南、西三个方向:北方以轻稀土为主,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铁矿,属伴生矿。南方以重稀土为主,较为分散,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另外,西部稀土以氟炭铈矿为主,主要集中在四川冕宁。



  稀土产业正上演“三国演义”,目前进展是:北方,包钢稀土已形成绝对垄断;西部,四川稀土被江西铜业(占56%股份)拿下;南方稀土相对分散,但也各有其主,广东稀土掌握在广晟有色(实际控制人为广东国资委)手中,湖南稀土已由中国五矿掌控,而江西稀土则牢牢撑控在赣州稀矿公司手中。



  尽管中国五矿对整合赣州稀土“摩拳擦掌”,且已在赣州投资了寻乌南方、定南大华、定南南方、赣县红金等冶炼分离企业,但江西方面似乎仍对五矿“信心不够”。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中国五矿被江西有关方面认为是“贸易起家”,经营稀土的时间短,技术优势不明显。另外,中国五矿“低价位”拿下江西钨业后,从此再无钨业领域相关投资,有人担心,地方稀土业也会如此沦为央企的“打工仔”。



  有知情人士称,江西省政府目前正启动与中国铝业(10.13,-0.11,-1.07%)的合作,支持后者对江西稀土、钨业的重组。至于赣州,去年10月,五矿方面一度跑到江西省政府“告了赣州一状”,斥责赣州稀矿公司不给其冶炼分离企业配额(原料)。



  对此,赣州有关部门人士称,中国五矿在赣州,仍停留在加工的初级阶段,而本地孵化出来的许多企业,都能到深加工的三级、四级产品。



  “地方政府会更多考虑产业平台、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这一块,而央企不可能做到;稀土资源开采的分散性、复杂性,必须依靠地方政府来管理;指令计划下的整合不是一条好路,一定要有适度竞争。”曹晓秋称,“(如果)只由一家央企来控制重稀土,绝对‘完蛋’!”



  中国五矿的“攻城掠地”,并非仅止步于江西。



  去年6月,四川冕宁稀土矿,在经历一年多的“纠结”后,迎来的“东家”并不是“众望所归”的中国五矿,而是江西铜业。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今年8月,湖南稀土金属研究院“婉拒”了中国五矿的并购要求,转而寻求与有风电行业标杆企业——湖南湘电集团合作。湖南湘电集团董事长周建雄解释称,公司风力的发电机项目每年对稀土元素的年需求量大。



  值得指出的是,自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后,国外部分企业也开始在中国寻找“源头”。在南方,一些美国、日本的知名电子企业入驻赣州;在北方,有50家外企将其生产线前移至包头稀土高新区。



  国外企业与国内稀土业谋求直接合作,这引起了一些警惕,不少业内人士指其实质为“市场换技术”。



  曹晓秋称,赣州稀土甚至全国稀土的“软肋”的确在技术,对于招商进来的外企,“我不仅要看它的资本,还要看它的技术,看它做到产品的哪一级。所以,我再三跟中国五矿(相关负责人)讲,不是不合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迟早会走到一起——有资源、有技术、有高质量的产业链,(我们)才能共同‘叫板’国外!”



  稀土三问



  中国稀土的储量,多种说法,相差极大,具体数据属“国家机密”,但不知储量,如何规划开发?



  稀土建储,“北方得到支持了,南方为什么得不到?”建储究竟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事,还是企业的商业规划?该不该建?怎么建?谁来建?



  稀土限额出口,外国施压,国内一些企业也在喊话:“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贱卖”。稀土价格究竟是贵是贱?谁说了算?



  储量究竟是多少?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说的一句话,如今被媒体高频引用。



  其实,在这句话的后面,邓小平还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



  中国稀土有多少?外界众说纷纭,包括官方给出的数据了也不尽相同。



  去年11月,商务部研究院商情处公开的数据显示:至2007年底,全国保有稀土资源储量为8468万吨。



  而2008年,国土资源部统计年鉴显示,国内探明稀土储量约7000万吨。



  在欧美各国,探明储量是指对测定储量及推定储量的总和。在中国,探明储量则指矿产储量分类中开采储量、设计储量与远景储量的总和,而保有储量是指探明储量减去动用储量所剩余的储量。



  照理,探明稀土储量应略高于保有储量,而两家国家权威部门公开的数据显示,保有储量反超探明稀土1000余万吨。



  民间也有自己的说法。2009年11月,中国稀土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释放出来的声音是:目前,全球稀土资源总储量为8800万吨,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的31%(约2728万吨),俄罗斯占22%,美国占15%。



  欧美的统计方法不一样,得出的结果亦大相径庭。



  2005 年底美国矿物部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探明稀土工业储量为1.54 亿吨,中国在其中所占比率约58%,即约8932万吨。



  今年7月,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该国国会提交的一份名为《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条》的报告称,2009年,中国稀土探明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36%,产量则为1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7%。



  令外界眼花缭乱的还有地方的统计。



  包头官方多次称,包头稀土已探明储量达7900万余吨,占全国总储量的85%以上,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包头稀土高新区对外公开资料称,中国稀土已探明资源为全球的66.7%,包头占全球的54.2%。



  赣州亦是。在赣州今年发布的《稀土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中称,赣州的离子型稀土(又称“重稀土”)矿已探明储量约47万吨,占全国离子型矿产储量的40%左右,远景储量约940万吨。



  商务部研究院商情处公开的数据是,全国重稀土探明储量81万吨,其中江西59万吨,占全国同类矿的72%;而在国土资源部2008年统计年鉴中,国内探明的重稀土矿共有805万吨,其中江西283万吨,占35%。



  江西仅赣州一地公布的重稀土远景储量就达940万吨,远高于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结果。探明储量是一个国家进行矿山建设、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合理规划工农业布局的重要依据。怎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探明储量及开采量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统计的来源与口径也不一样。”湖南稀土金属研究院总工程师俞铁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称,“实际上,探明储量本身就是一个估计数字,都不准确。”



  按稀土现行管理制度,探矿、采矿权归属国土资源系统内的矿管部门,国土资源系统发布的稀土资源储量应该更具权威性。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国土资源部门就重稀土开采方面下发了104本采矿证,此后约20年时间再无发证。一方面出于整治需要,但另一方面,这20年间是否有过详细摸底?



  “你的‘家底’会让人知道吗?”就此问题,在电话里,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在反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后称,这属“国家机密”,国土矿产部门鲜少对外去说到底有多少储量,国家和地方对外招商引资时,可能会给出一个参考数据,“今年,国土资源部正在搞一个矿产资源勘查、规划调查,这轮调查后,应该会给国家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



  究竟是“保密需要”还是探矿难度大、相对准确的储量根本就拿不出?数据“不靠谱”,“家底”外人不知道,但“家里人”是不是很清楚?



  稀土要建储吗?



  “危机即机遇。”



  2008年12月,北方轻稀土巨头——包钢稀土联合其他7家企业共同组建了包钢稀土国际贸易公司(包钢稀土持67%股份),对矿石型、原料型、产品型3种稀土原料产品实施储备,实施统购统销,旨在稳定原料市场价格、消除恶性竞争。



  公开资料显示,一年多的时间里,包钢稀土国际贸易公司动用金融杠杆,“砸”进去的资金超过20亿元。



  外界评述,包钢稀土“自掏腰包”实施储备,更多地顾及了企业利益。



  为争取政策倾斜,以“战略储备”的名义,包钢稀土开始向相关决策层“要支持”。2010年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了包钢稀土“关于实施包头稀土原材料产品战略储备的方案”。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复:包钢稀土的储备资金由企业自行承担,自治区、包头市分别给予1000万的贴息支持,余下由母公司包钢集团贴息。



  作为国家整合稀土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上述批复被外界解读为包钢稀土在北方承担起了国家战略储备的职能。



  对此,南方稀土企业“颇有意见”。他们称,相比于北方的轻稀土,南方的重稀土储量更少、更具战略储备价值,“北方支持了,南方为什么得不到?”



  几乎与北方轻稀土同时收储的,还有南方的赣州稀矿公司。



  2009年初,按照“政府调控、企业收储、银行贷款、财政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赣州市政府牵头拟筹资18亿元(后实际投入约10亿元),由赣州稀矿公司具体操作,对重稀土原矿及各类稀土分离产品进行“战略储备”。



  赣州收储亦曾向国家相关部门表达类似“需要支持”的声音,但没有回声,曹晓秋称,“国家不给政策、不拿钱,只好自己投。”



  就政策“偏向北方”的原因,国家工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包钢稀土属伴生矿,随铁矿开采(每100万吨铁矿石中约含5万吨稀土),除国家定额生产外,余下稀土存放于尾矿坝中,造成资源的二次贫化;而南方是离子型矿,可以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储存地下,以备需时。”



  上述官员称,赣州稀矿公司甚至包钢稀土的收储,更多体现于企业(区域)战略而非国家战略,它更类似于市场行为下的商业储备,“对待这个事(稀土国家建储),民间很活跃,国家很理性。”



  “活跃者”依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纷纷建立起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开采,转而从中国进口;据称,资源贫乏的日本在获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派上用场,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数十年的资源用来“填海”。



  尽管稀土建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国家层面上的制度性建储目前没有被提上日程。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业内认为“目前暂未建储”原因有三:一、量方面,中国稀土资源相对富足,不可能“紧捂”资源不发展,同时,相比于铜、铅、铝等其他动辄千亿级的“航母”产业,稀土的总量小、话语权不够(目前国内稀土产业年产值不足400亿元);二、应用方面,全球稀土大约90%左右为民用,国防和尖端科技的需求小;三、市场方面,收储不当会导致产能调控失衡,甚至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事实上,毋需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出手,包头与赣州两个地方同时发力,稀土“经济安全”就立马得到保障——2008年-2009年,受金融危机下的“大幅抛售”影响,稀土产品价格一度暴跌40%~60%,而在包头与赣州收储一年后,稀土开始独立于其他金属,价格开始探底回升,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运行,且呈温和上涨之势。



  例如,氧化镨,从5万元/吨涨至15万元/吨,氧化铈,从1万余元/吨涨至4万元/吨……一系列“高抛低吸”后,包头与赣州的收储,也攒了个“盆满钵满”。



  为何限制出口?



  国内企业收储,也许是金融危机下的“临门一脚”,稀土价格上涨的真正推手,在于扼住了关税和配额这两道“咽喉”。?



  “指导性”变“指令性”后的2008年11月,商务部对钇、铕、镝、铽等元素出口关税上调到25%,其他稀土元素产品均上调至15%;同年12月,对此前不征税的金属镝铁和钕铁硼又追加20%的出口关税。



  2009年,国家工信部制定的《稀土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2009-2015年)》,更是明确提出2009年—2015年每年出口稀土不超过3.5万吨。



  商务部公开的数据显示,2001年-2007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维持在6万~8万吨之间;2008年因市场萎缩,出口配额为47449吨;2009年为50145吨;2010年的出口配额降至为30258吨。



  2009年3月,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称2011年前原则上暂停受理新的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勘查、开采登记申请。



  多道“金牌”下发后,中国稀土不再是“白菜价”。对于习惯于使用中国廉价矿物质的生产制造商而言,这些游戏规则的改变如同“当头棒喝”。



  今年8月底,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日方提出“希望稀土占全球产量90%以上的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之前的8月初,首届中国稀土峰会,美国稀土权威人士杰克·利夫顿就“今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比去年减少了近40%”要求中方给予解释;而在此之前,部分稀土进口大国舆论“一边倒”,呼吁政府向中国表示抗议,更有一些企业向WTO发起投诉……中国稀土似乎正遭遇一场由“出口配额”引发的“国际争议”。



  中国在挟稀土而操纵国际市场吗?



  7月底,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条》中称,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36%;产量则为1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7%。与之形对比的是,美国2009年的稀土储量为1300万吨,占世界13%,产量为0;俄罗斯储量为1900万吨,占世界19%,产量为0;澳大利亚储量为540万吨,产量为0;印度储量为310万吨,占世界3%,产量为0.27万吨,占世界2%。



  不是中国在“独享”稀土资源。



  一系列稀土大国“产量为0”的背后,一方面是这些国家“雪藏”自身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稀土如潮水般的资源、白菜式的价格,大可不必自身开采。



  “中国以1/3左右的储量,供应全球90%左右的生产,非常态。”在采访中,大多官员与业内人士对国家收紧稀土出口配额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不管是环境保护需要,还是结构调整需要,中国有权提出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也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不能过分限制出口”、“出口政策不宜频繁变动”、“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贱卖”、“出口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等。



  他们“底气不足”的原因有:美国莫利矿表示要重启已经荒废将近20年的加州山口稀土矿,加拿大阿弗龙稀有金属公司试图在加拿大西北部开发新矿,澳大利亚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公司准备开发稀土矿藏,加拿大西部矿业(12.48,0.13,1.05%)集团也拿到了南非稀土矿的开采权……另外,一些发达国家还发出了“寻找稀土替代产品”声音。



  认为“出口政策不宜频繁变动”的观点,主要来自企业界。一些官员与专家指出,出口减少、国际参与企业增加、竞争压力加大,原有粗放式的“寡头模式”将被颠覆,影响了一些企业和地方的“既得利益”。



  针对目前尖锐的“出口限额”问题,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笼统将17种稀土元素定位于战略资源有失偏颇,国内轻稀土储量相对较多,其中镧、铈等元素含量高(个别元素含量超过60%),应用主要为民用,可以适度放开;重稀土储量相对较少,其化合物中镥、钇、铽等元素含量低(部分元素含量低于1%),用于满足国防战略及尖端技术需求,要严格控制,“出口限额政策是对的,但我们可以做得更有策略、更有主动性,比如镧、铈等元素明年给他们增加5%、10%也未尝不可。”

Friday, September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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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less of your experience, age, income, savings or credit score there exis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you... " Real Estate Alternativ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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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的系统内危机:现有扩张策略逼近极限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00911/0135863999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1日 01:35 中国经营报




查看最新行情

  比亚迪“系统内危机”



  子鱼、岳伟



  编者的话/



  入行之初,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汽车企业之一,比亚迪汽车产品确实以“创造性复制”,以及挟优势电池业务进入新能源领域的方法取得了成功,但此后其低成本扩张、垂直整合等策略已经开始显现出与外部市场变化的不适应。当下频发的渠道“退网”现象只是危机的一个表象。在现有的扩张策略逼近极限的情况下,王传福和比亚迪或许需要踩一脚刹车,重新审视一下前面的路。



  比亚迪宏大的梦想撞到了坚硬的现实。



  9月底,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将再度操刀“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中国之行,除眼前的这个深圳坪山总部外,老巴接下来还将探访比亚迪位于长沙、西安、北京等地的分基地。过去的一年中,王因获得巴菲特投资而闻名,现在他的团队又在极力传达出同样的喜庆气氛。



  但这似乎都并不足以冲淡这位比亚迪总裁近期的忧愁——



  一段时间以来,为接二连三的压货所累的比亚迪经销商们正在盘算着是继续售卖F3,还是转而向国内其他自主品牌车企提货——比亚迪此前引以为傲的“店海战术”似乎开始不奏效。



  然而,从销售市场弥漫过来的并不仅仅是渠道终端的军心动摇,在整体市场销量放缓、利润下滑和资金链吃紧等问题背后,王传福为比亚迪通盘设计的超高速发展的规划似乎开始面临放空的危机。



  悠闲的坪山



  9月7日下午2点,比亚迪路北1号大门口,小曾(化名)和他的两个同伴甩掉手里的烟头,准备进门去“六角大楼”领取工资卡。



  眼前这个白色拱形设计的大门气势巍峨,间或有比亚迪F3和F6车型穿梭出入。临近的建筑十分规整,沿着比亚迪北路两侧一字排开。这条路通向盐坝高速,路中间的太阳能路灯柱上挂着红色的灯笼,白色的灯柱和广告牌反射着南方暴雨初歇的天空。



  小曾和另外两个同伴是从百公里外的惠州过来的,他们是比亚迪惠州基地的普工。这一天是周二,按照常理,此时小曾应该在惠州基地忙于汽车夹具(用于汽车制造的一种工具)的流水化生产。但由于近期“班排得比较松”,他才得闲陪另外一个入厂才半年的同伴来总部办事。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班期调整。”小曾还不知道公司总部已经降低了今年的整车销量目标,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组装车间对零部件厂的需求量也会有相应调整。他反倒有些庆幸,“反正这也不影响我,普工每个月就拿1100元的固定工资。”



  下午2点,比亚迪工作时间,在不远处的比亚迪北路3号门口的小街上,有着一溜招牌上标着“亚迪”字样的小餐馆,几个身穿比亚迪蓝色工作服的年轻女孩悠闲地吃着凉面。旁边的桌球摊上,一群穿灰色工作服的比亚迪员工围着一张小台球桌抢着击球。这些年轻的一线工人并不清楚他们所在的公司有什么问题。而一线车间从往常的繁忙到如今的悠闲,似乎预示了比亚迪的一些麻烦。



  坚硬的现实



  从渠道终端反馈回来的信息的确不容乐观。自4月份平通成都空港旗舰店转投吉利汽车之后,至8月底,比亚迪湖南光大4S店又取消了所有的提货计划选择退网。实际上,自2010年3月份以来,比亚迪在成都、北京、浙江、山东、河南、深圳、东莞、杭州等地区的经销商陆续出现“退网”的情况。



  “上述每个区域平均有1~2家重点经销商‘出现问题’。”比亚迪一位内部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粗略估算。而这背后,除自今年4月份开始的车市整体下滑的客观因素外,比亚迪自身的销售政策也频遭质疑。



  “比亚迪的销售策略是无论车子好卖不好卖都疯狂向经销商压货,而厂家承诺的返点和第三方支持也没能如期兑现。”上述比亚迪成都平通空港旗舰店市场部负责人表示。



  据其介绍,原来平通单店每月可实现100辆销量,但随着今年二季度比亚迪在当地销量的下滑,现在50辆的销量都无法保证,其余的就变成库存积压下来。但与合资车企的商务政策不同的是,比亚迪下达给经销商的月度、季度任务的参考标准不是根据市场行情,而是根据厂家全年的销量目标。



  “区域经理会不断提升每个月的配额,例如,某个季度第一个月的销量是100辆,那么第二个月会变成150辆或者200辆,第三个月再提高到300辆。逐渐递增的提单量考验着4S店的资金实力和销售能力。”上述人士表示。



  以比亚迪最畅销的车型F3为例(价格5.59万~16.98万元),厂家承诺给经销商的政策是,每辆车差价4000元、月度返利1000元、季度返利1000元,还加广告补助1000元和年终返利。因此,4S店每卖出一辆F3所获得的毛利润在7000元~8000元。但如果完不成厂家下达的销量任务,经销商则拿不到上述所有返利。



  有经销商估算,一个能完成单月销量的4S店每月大约需要3500万元的周转资金,加上厂家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授信贷款,即便是采取自有资金和利润再投入的“滚动模式”,也依旧难以避免资金周转的难题。



  频繁出现的经销商退网现象是比亚迪新近的一次挫折。这让比亚迪有些始料未及。“我们正在核查相关的情况,以便采取更好的应对措施。”尽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比亚迪的公关人员一再强调这是“竞争对手在挖墙脚”,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近年来比亚迪渠道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打击”。



  脆弱的渠道



  实际上,只要了解比亚迪此前针对渠道的一些策略,就能明白上述经销商“退网”事件并不偶然。



  据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王建钧介绍,比亚迪销售公司目前的架构主要是由总经理夏治冰统管4个副总,4个副总分管A1、A2、A3、A4四个网络和300家经销商,每个网络下又以区域设置大区经理负责制。而比亚迪经销商的最终准入审核则由夏治冰和4个副总决定,最终的决定因素是比亚迪在当地区域的销售情况以及网络布局的密度。



  不过据记者了解,比亚迪的经销商资质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一般情况下,申请者只需200万元的启动资金即可入网,算上100万元押金、100万元配件和物料进货款以及后期的提车款,约1000万元资金就能滚动起一家比亚迪4S店的运营。



  事实上,两年前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就开始在渠道建设上实施“千店工程”,具体包括网络覆盖率省会城市达到100%、地级市达到80%以上、县级市达到70%以上、总网点达900个、客户服务中心8个,并提供配件配送和技术支撑。而正是这些遍布全国的超过1000家的销售网络,支撑着比亚迪销量从10万辆到20万辆再到40万辆的连年翻番。



  “淡季就把货铺满,旺季好销,如果发现库存太多了,就做点促销计划,一辆车降3000元,库存一下子就出去了。”在2010年5月的比亚迪(01211.HK)股东大会上,王传福如是阐述其渠道策略,“让经销商太高兴也不好,还是让他们有压力睡不着觉比较好,这样才有动力卖,当然把他们逼疯了也不行,要有张有弛。”



  因此,比亚迪在对区域经理培训时有一个“压得狠,销得快,赚得多”的说法。于是,在库存和资金周转压力下,大多数比亚迪经销商往往会选择“低价跑量”的策略,以期提升销量获得可观的年终返利,这也使之后跨区销售和恶性价格竞争如家常便饭。



  “2008年以来爆发式的销量增长掩盖了内在渠道层面的问题。”知名汽车评论员钟师认为,除非车市永远保持15%~20%的加速跑,一旦车市出现低迷,迫于销量任务的压力,网络与厂家的矛盾就会激化。



  失衡的战略



  “频发的退网事件反映了比亚迪在快速增长期对网络管理及重视程度不足,一味求快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恶果。”盖世汽车网CEO陈文凯表示。当然,这仅仅是比亚迪遇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来自中汽协的统计数据显示,比亚迪2010年3月份的销量为68129辆,此后连续5个月一路下滑至8月份的31069辆。这迫使比亚迪不得不在年中总结会上作出调低今年销量目标的决定。按照比亚迪原有的计划,80万辆的销量目标同比去年(44.8万辆)增幅为79%,而调整后的60万辆同比去年增幅计划仅为33%。



  此前,有业内人士分析,比亚迪高速增长的天花板可能出现在年销50万辆的时候。实际上,比亚迪自身也对市场也有这种担忧。“我们无法准确地解释近5年来比亚迪爆发式增长的内在因素,同时这个增长能有多长的持续性。”上述比亚迪内部人士坦陈,初期的垂直整合战略等是被逼出来的,而在积累期完成之后,比亚迪的确需要一个更为体系化的战略。



  刚刚发布的比亚迪股份2010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比亚迪股份经营性现金流余额为31.56亿元,同比2009年中报的49.66亿元减少18.1亿元,下降幅度超过36.45%,手持现金及等价物则更是出现自2008年以来首次负增长,相比2010年上半年期初余额减少5亿元,而2009年中报中,比亚迪股份的现金及等价物余额则为增加3.6亿元。



  经营性现金流余额及手持现金余额的减少使得比亚迪股份必须依靠银行借贷来缓解资金压力,2010年中报显示,其包括银行贷款的借贷总额同比2009年中报出现了近一倍的增长,总额达到64亿元,随着计息银行借贷已陆续到期,比亚迪集团年内回归A股并不顺利可能会令比亚迪发展资金更为吃紧。



  “以往比亚迪追求垂直整合的发展模式,事必躬亲。在进入汽车业初期,这种模式对比亚迪的促进作用明显。”陈文凯认为,但目前比亚迪已进入高速增长期,而且又面临着车市整体低迷的压力,比亚迪忽略一些汽车业的基本规则导致问题开始显现。



  据2010年上半年的财报数据,比亚迪锂电池的营业收入为10.25亿元,仅占比亚迪股份242亿元销售收入的4%。从此前比亚迪斥资6000万收购美的三湘客车、2亿元收购宁波中纬、与奔驰合资电动车等项目来看,出身于IT电子行业的比亚迪,已经将公司经营战略的方向逐步调整到收效较快的汽车业务和新能源车方面。



  不过,从眼下的情况看,一方面在汽油车市场面临渠道崩盘的危机,另一方面,占到集团总投资份额约七成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短期内无法获得真金白银,比亚迪的扩张策略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入行之初,比亚迪汽车产品‘创造性复制’方法很成功,同时又以其优势电池业务进入到新能源领域,这些都是比亚迪成功的‘法宝’,但其低成本扩张、垂直整合等策略已经开始不适应外部市场的变化。”陈文凯表示,比亚迪的投资方向及发展思路也亟须调整。



  目前,就算比亚迪的区域经理争分夺秒地解决“退网”问题,王传福和他的团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还是不亚于一场全面战争——在现有的扩张策略逼近极限的情况下,王传福和比亚迪或许需要踩一脚刹车,重新审视一下前面的路。

Monday, September 6, 2010

泸州老窖缺乏增长"新动力" 

http://www.news365.com.cn/wxpd/caijing/gggz/201009/t20100907_2820922.htm


日期:2010-09-07 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国泰君安



近日我们调研了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泸州老窖,000568)。我们获悉泸州老窖在对国窖1573提价后,将在2011年控量销售;老窖特曲方面并不打算提价,而是想通过放量模式来促其销售,预计其2011年特曲销量应该会不错;此外泸州老窖还将推出新产品"中国品味"、年份特曲来提升产品档次;而目前泸州老窖正处于销售调整期。



我们预期泸州老窖2010、2011年EPS(每股收益)分别为1.42元、1.72元。



而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昨日泸州老窖报收于36.88元,微跌0.05%。目前估值并不高,我们维持对其"增持"评级。



中高档产品:



销量增长显乏力



泸州老窖老窖特曲以上产品今年销售情况并不太理想:第一是销量,上半年国窖1573销量增长7%,老窖特曲基本没有增长,当然这比去年销量下降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第二是价格,国窖1573的零售价格今年上半年增长幅度相对比较小,8月份前国窖1573的零售价格在660-698元之间徘徊,与贵州茅台、五粮液出现较大差距,老窖特曲与去年价格持平,维持在198元。比较可喜的是8月份,泸州老窖对国窖1573的零售指导价格提升90元至788元,上海零售终端价格已涨至818元左右。



总体上看,在经历了2005-2008年的销量快速增长以后,泸州老窖目前的中高档产品销量增长已经乏力。我们分析原因主要是:泸州老窖销量恢复期和新产品销售的爆发期已过,内生性增长的新动力缺乏。



我们认为,白酒行业增长的动力目前还在,但是泸州老窖的恢复性增长已经结束。行业从2002年的低点至今都处于快速的恢复期,预计2010年将突破历史高点,并预计2011年销量还将持续上升。而泸州老窖在1997年老窖特曲产品曾经销量突破万吨,在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中销量持续下降,2004年已经下降至4500吨左右。不过,在2009年泸州老窖国窖1573和老窖特曲的总销量已经接近万吨,应该说恢复性增长已经结束,需要新生的力量突破生产和销售的高点。



新产品国窖1573的爆发和产品的提升带来2006-2008年销量、收入、利润的大幅增长,但是目前动力已经较弱。国窖1573从2001年运作至2006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品牌和消费群体,正好进入爆发期,销量以超过50%的速度增加,2007年提出"双品牌"策略推升2007、2008年泸州老窖老窖特曲的销量和价格,带给泸州老窖新的动力。但是现在这两个品种单品的销量增速超越行业增速的力量已经比较有限。



根据泸州老窖的销售和定价策略,我们预计未来两年能看到国窖1573的高档产品推动产品销售均价上升,预计2011、2012年在老窖特曲放量不提价的策略下能看到老窖特曲的销量大幅增长。爆发式的增长动力还需看新产品的市场反应,预计2011年下半年开始,或者是2012年可以看到。



短期量价策略:



特曲放量不提价



在现阶段的产品策略下,泸州老窖对各档次产品的具体策略如下:



泸州老窖最近在对终端价格理顺,8月已经对国窖1573的零售指导价格提高了90元至788元,未来仍将维持较高的零售价格,以维持1573高档产品的形象,奢侈品路线不变。



此外,泸州老窖将在2011年实施控货举措,降低国窖经典装1573的出货量20%左右,由此带来的收入变化,将由其今年8月份推出的更高档的1573"中国品味"来弥补。



"中国品味"目前定价1888元,由于今年实际推出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晚,所以今年的销量可能会比较小,但是我们预期明年销量应该能达到500-600吨。



另外,泸州老窖打算放量泸州老窖特曲,预计2010-2012年维持价格不变,推出特曲年份酒,通过结构调整提高产品均价。老窖特曲的销售政策今年出现较大调整。目前来看直接提价过快还是影响了特曲的销量,预计今年不会提价,泸州老窖希望特曲系列酒能有较大幅度的放量。泸州老窖今年初推出九年陈的特曲年份酒,零售价格538元。



我们认为放量泸州老窖特曲,一方面泸州老窖通过推出档次较高的产品填补国窖1573提价后的价格空白区;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提升特曲系列酒均价的目标。我们预期通过今年大力度的运作,2011年特曲销量应该会不错。



2013年"远景目标":白酒收入130亿元



此外,我们获悉泸州老窖确立了2013年白酒销售收入130亿元(含税)的远景目标,按照此目标,其2010-2013年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6%,如果白酒净利润率保持不变的话,2013年泸州老窖白酒EPS将达到2.4元,股价应该可以达到60元左右。当然,正常情况下,净利率上升应该是可以见到的,那么在此计划下,保守估计2013年泸州老窖白酒EPS将达到2.8元左右,对应股价将达到70元。



但是根据泸州老窖2010年上半年的销量、收入增长情况,显然未来需要加速增长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泸州老窖目前正在进行市场整固、销售战略调整,以及产品结构调整和价格的稳固,我们分析认为其未来增长的契机可能有以下几个:



销售积极性提高、渠道控制能力增强带来的整体销量增加;新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均价上升,如新推出的"中国品味"、"年份老窖"等;品牌增强带来的价格直接提升;低档产品放量。  

  财务数据摘要  



2009A 2010E 2011E 2012E



营业收入(百万元) 4370 4946 5843 6788



增长幅度(% ) 15% 13% 18% 16%



净利润(百万元) 1691 2049 2459 2922



增长幅度(% ) 32% 21% 20% 19%



每股收益(元) 1.21 1.42 1.72 2.04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

Wednesday, September 1, 2010

杜鹃与陈晓大KO 究竟谁更胜一筹?

http://news.cnfol.com/100901/101,1609,8344943,00.shtml


  编者按:近日,引起一阵波澜的国美电器案又起波澜。黄光裕之妻杜鹃释放,陈晓从未说过“去黄光裕化”,并归咎为媒体误读。黄光裕妻子杜鹃二审改判,刑期从三年半改为三年,并由实刑改为缓刑且当庭释放。有企业正积极接洽黄家:在黄家阵营看来,杜鹃的出现无疑将“力挽狂澜”。杜鹃最大的优势是她在国美元老、黄光裕旧部和投资机构中的影响力。


  黄光裕,创业22年,铺就零售网络。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2009年4月有消息称,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后康复。2009胡润慈善榜(第60名)。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判决,法院认定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2010年8月5日,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公布,对黄光裕进行法律起诉。就其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及信任的行为,寻求赔偿。



  黄光裕在1987年创办的国美电器目前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2004年销售额238亿元,在中国所有连锁企业中排名第二。除了零售之外,黄光裕并于2005年1月成立国美置业,专事房地产业的投资。



  其创企业国美于去年11月24日暂停交易至今,国美副总裁何阳青日前向内地媒体透露,该公司将于发布2008年报后复牌,股东会初步计划于5月中召开。国美增发稀释黄光裕股权,国际银团料将胜出。



  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5月9日。小时候,黄家家境清贫,最困难时,黄光裕曾拾过破烂、捡过垃圾。也因为家境困难,他16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跟着20岁的哥哥从老家广东潮阳北上内蒙古做生意。



  1986年,17岁的黄光裕(那时他还叫黄俊烈)跟着哥哥黄俊钦,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然后又连贷带借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在那里,黄氏兄弟先卖服装,后来改卖进口电器。



  “那时我也琢磨过做食品生意,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做服装生意,有面料、季节性的讲究,我也不太懂。而家电相对比较定型,我觉得自己做起来还比较合适。当时家电还是有货不愁卖,就看你能不能进货。”黄光裕在回忆当初创业情形时说。



  1987年1月1日,“国美电器店”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尽管是有货不愁卖,但黄氏兄弟仍然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而当时那个卖方市场背景下,很多商家正在采用“抬高售价、以图厚利”的经营方式。
 







  昨天,国美电器对黄光裕之妻杜鹃被释放一事表示“很高兴”,还首次称国美电器及陈晓均从未说过“去黄光裕化”,并归咎为媒体误读。业内人士认为,否认“去黄”,暗示着创始人黄光裕在国美电器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使黄陈国美股权之争的天平更加向黄光裕方倾斜。8月30日,黄光裕妻子杜鹃二审改判,刑期从三年半改为三年,并由实刑改为缓刑且当庭释放。昨天,国美电器公关公司博然思维和隆文代表国美电器,对媒体表示,“很高兴杜总出来”,“每个国美人都乐意看到杜鹃与孩子们团聚。”而在一周前,该公关公司一提及黄光裕方不管是态度还是表达用词都十分强硬。



  最吸引媒体眼球的是,国美电器公关公司还首次强调指出,国美电器和陈晓从来没有说过“去黄光裕化”。“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被捕后,创维果断采取了切割方式,即将黄宏生本人和创维公司割裂开来,以防止创维品牌受到牵连、伤害。”国美公关公司负责人赵彤表示,2008年底当黄光裕被拘后,国美电器也效仿了这一做法,“但从来没有说过国美电器不要黄光裕,黄光裕在国美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去黄化’是媒体误读”。对于黄陈大战中“鱼会死,网不会破”的说法,赵彤昨日亦强调指出,陈晓并不会主动提及“鱼网”之类的话,“是媒体在采访中主动用鱼和网来做比喻的”。



  据了解,上周五,黄光裕向董事会发出两封信,表示如果9月28日股东大会上没有通过自己提出的动议,将对“国美”进行分家,即将黄自己掌控的未纳入上市公司的300多家门店与上市公司的700多家门店脱离干系。还将认购陈晓可能增发的国美股份中的55%至65%。对此,赵彤昨日回应称,即便非上市门店被分离出上市公司,也不影响上市公司对“国美”商标的使用权。“上市公司拥有‘国美’品牌永久性无偿使用权。”据介绍,如今陈晓还带着国美管理层在美国等地进行投资者路演,希望通过沟通,使投资者支持现有国美管理层。预计下周才能回国。业内人士指出,黄陈双方将继续使出浑身解数争夺国美控股权,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而最后谁能胜出,只有等到28日那天方可知晓。



  昨日(8月31日),接近黄光裕方面的知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透露,未来几周,杜鹃可能会投入到特别股东大会的备战中,包括接触投资者,寻求旧部下支持等,“甚至不排除接触陈晓和贝恩的可能”。



  有企业正积极接洽黄家:在黄家阵营看来,杜鹃的出现无疑将“力挽狂澜”。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杜鹃最大的优势是她在国美元老、黄光裕旧部和投资机构中的影响力。因此,在未来几天内,杜鹃可能会通过打电话、发邮件等方式与他们进行沟通。国美电器原决策委员会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胡刚则表示,杜鹃将充分发挥其丰富的人脉和娴熟的沟通技巧,机构也很容易买她的账。据了解,截至当前,黄光裕胞妹黄燕虹等人,已经在争取机构投资者以及中小鄙东支持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对于我们来说,当前还是积极争取便大国美股东的支持和理解,对于其他的合作,可以延伸到以后的商业发展上。”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当前黄家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了充裕的资金。该人士还透露,黄家已陆续接到国内外几个投资机构的合作邀请。一家央企正在积极接洽黄家,天津一家著名房地产公司也愿意出资支持黄光裕。此外,黄家还取得了日本两个财团投资机构的支持,张大中的支持也并非毫无依据。